在因疫情影响整整推迟三个多月的全国两会前夕，2020年5月18日下午两时许，新华社高级编辑、香港国际网络电视台总顾问、有关部门舆情与信息安全总局负责人、新华社原内参总编杨兆波先生与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原创者、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创始人王毅院长在北大南门中道讲习所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关于后疫情时代与智库决策的系列对话式座谈，谈话内容围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社会启蒙与思想智库引领”、“智库赋能与智库基地建设”、“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重启”、“治理能力建设与治国理政思想”、“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智库时代的‘智本论’”、“中国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极形塑”等七个主题展开。

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王毅院长首先就党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发表了看法：“从当前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它各种条件来看，西部都是我国区域发展的一颗重磅棋子。根据文件，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首先从需求侧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被经济学界俗称为“三驾马车。”但是到了后疫情时代，由于出口的放缓，促进消费和投资便成了拉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举措。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正是以促进西部地区的消费与投资，来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经济一活跃，就能加强东中西区域经济的流动。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解决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最重要举措，还是一个蕴藏无数机会的巨大风口。并且这项举措是综合型的，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能对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和军事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该《意见》罕见地20次提到生态这个词，重点提及9个重点区域建设，10次提及‘人才’和‘科技’。‘西部大开发36条’将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注入一大动力！西部缺乏人才、技术、资本和市场规模，如何突破这些瓶颈还需要更深入的改革和更大幅度的开放。第（二）条有关教育的发展是个利好消息。‘在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应用型本科和高职学校符合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在资本市场方面明确提出，要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王毅院长还强调，“该《意见》第（三十三）条用地政策：继续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第（三十四）条人才政策：允许退休公职人员按有关规定在西部地区创业，允许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按有关规定在西部地区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尤其值得社会重点关注，这将对新常态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拓维智库已于月前在成都筹备西部智库基地，助力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欢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参与我们拓维智库及其西部智库基地的建设。”

杨兆波先生高度赞扬了王院长对于“西部大开发”深刻且独到的理解，并发表自己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西部生态经改革后早已变得郁郁葱葱，这是个充满生机的地区，蕴藏着无数的发展机会，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智力资源。拓维智库于一月前选在成都创立首个西部智库产业基地，这本身就说明了拓维的前瞻性及其独到的眼光，于当地于拓维智库本身，都是一件双赢的事。”

二、社会启蒙与思想智库引领

作为中国首个思想型智库的创始人，王毅院长谈到了拓维智库二十年前进行全国首例省部领导访谈的智库启蒙，以及这二十年来的智库建设成果。

拓维智库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初现端倪之时，脱胎于改革开放走向纵深的一系列“问题意识”之中，成长于繁荣与问题交织的近二十年间。作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原创研究者和国家高层智囊机构，拓维智库现有9个研究所和18个海外工作站，拥有包括中央党校、国研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等的一流学者在内的300多名研究员和100多名拥有丰富政府治理经验的省部级专家顾问，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的3000多名博士、博导组成博士团成员。拓维智库及其首都高校博士团作为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和区域战略的综合性顶层智库，22年来，其原创的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和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布局体系已先后为国家高层釆纳，其先后在闽三任省领导支持下打造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和海峡经济区案例，成为国内迄今唯一一例集原创研究、课题立项、咨政研究、高层沟通和国务院批复及至项目落地的全程综合性智囊服务案例。其打造的国家伦理体系与五位一体的山东胶东半岛案例是国内最早的前瞻国家“五位一体”战略、进行“五位一体”量化指标体系研究并成功运用于地方试点的案例。其打造的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微缩样板的红旗渠试点案例引起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二十多年来，其关于中国道路研究的系列原创研究成果和五大国家级经典案例，均先后为国家高层釆纳，并广泛影响了大批国家高知精英群体，在中国范式研究、中国知识体系构建和区域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启蒙和区域试点。自2013年始，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梦为主题，相继举行了五次大型的研讨会。累计有来自国内外各个知名高校和研究院的300多名资深专家学者、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驻华大使和留学生代表、来自国家各部委和相关省市政府的100多名官方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知名企业家代表以及来自两岸三地的100多名一线媒体记者，共计上千人参加了会议。

目前，拓维智库出版或正在出版第二轴心文明暨人类新文明体系的系列丛书。包括，《人类新文明宣言：第二轴心时代的整体跃迁》、《信仰密码：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价值总纲》、《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建构》、《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选择》等。

杨兆波先生给予了拓维智库高度的评价：“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见到的唯一做实事的智库机构，这正是国家需要的智库机构。中国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刻，非常需要理论与思想的支持，拓维智库做的正是思想层面的事，因此我认为拓维智库具有非常大的发展前途！并且拓维学者是真正的思想者，是真正具有民族情怀的智慧家。拓维智库这二十多年来的实践成果令我非常地震撼，这是个真正干大事的机构。我非常期待能与拓维智库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三、智库赋能与智库基地建设

王毅院长谈到了目前拓维智库正在做的一件大事——在关于中国范式的原创理论成果下围绕智库发展的全产业链建立区域特色智库基地。这是拓维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第一步。西部智库基地正在成都加紧筹备中，成功后预估将会有每年数十亿以上的产值。智库基地的建设，于当地区域发展与智库本身都是一件受益颇多的事。智库基地建设成功后，将为当地政府、大中型企业与高端社会精英服务：给当地政府优化公共管理系统，做顶层设计、区域发展战略与产业规划落地等；帮助大企业及上市公司做顶层设计、战略转型和营销通路及市场终端系统建设等；帮政治家、企业家个人及其核心家族成员做一些系统的生涯规划，以规避系统性腐败风险；还可帮助政府、上市公司、各行业建立智库基地；也可托管国内其它处于发展初期的智库，帮助它们转型升级。这样一来，拓维便可成为一个超级智库孵化器。目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团队构成方面已比较成熟，并且拥有一套成熟的智库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和很多成功的智业实践。并且拓维智库不仅仅在国内进行智库基地建设，而且也同步在全球进行智库基地布点，现有几个国家的总统顾问都与我们进行了洽谈，打算在国外也落地一些智库基地。目前，我们已于巴基斯坦政府达成初步意向，参照中国特区经验，拟于伊斯兰堡建立一个“中国特别经济区”，帮助中国产业企业集群跨境发展，助力中央政府进行智库外交。

杨兆波先生高度称赞：“王院长把拓维做到这个程度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认为拓维智库就是中国的‘兰德智库’！是中国最成功的智库！目前没有任何一家的智库做得像拓维这样！这就是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向！在中国智库界具有引领性作用！”同时，杨先生表示他前段时间接触的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的总理朋友，目前也迫切需要国家转型和区域转型等方面的智库建设服务，希望可以促进王毅院长与他的见面合作事宜。

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重启

王毅院长就目前疫情形式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受全球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极大的阻力。通过此次疫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反思出：必须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线，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实体产业进行企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这也体现了思想智库和战略智库的重要性，它能为遇到问题的企业提供战略性的指导意见，为其设计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我们应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全面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上半场暴露了我们制度的一些局限性，下半场凸显了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我们的体制无比强大，但我们的体制也有其脆弱之处。后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可能会更加复杂，确定以及不确定的风险可能会不断增加。因此，我们要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总前提下，保持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三足鼎立，提高我们的原创研究能力，扩展我们的“思域空间”，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杨兆波先生就“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疫情的暴发真正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此次疫情大考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中国体制办大事的动员能力以及中国具备的大国情怀与高度责任心，中国本着‘早’、‘快’、‘透明’原则和世界分享疫情信息，但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颠倒事实抹黑中国的言论，这令中国人民非常气愤。我认为中国有必要注重培养能够引导国际舆论走向的能力，在应对国际舆论战时，能够掌握主动权，不再被人牵着鼻子走。”

五、治理能力建设与治国理政思想

王毅院长与杨兆波先生就“治理能力建设”的某一方面“中央政府如何与地方政府合作问题”展开了对话。王院长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某些特定领域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规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共管理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关系问题被认为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能够促使政府治理更具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同时不断推进行政民主化。

杨兆波先生认为，一个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不仅决定国家政治的稳定性，还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中央政府需要跟上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不断改革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重新审视当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减少对地方微观事物干预，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科学配置央地职能，以法治方式调整央地关系。建立起新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强强联合，推动中国治理能力的建设。地方政府要强化全国一盘棋的理念，自觉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

王毅院长在谈及“治国理政”主题时谈到：“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前三十年是权威治国，主要靠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综合影响力；后三十年是专家治国，要靠各领域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学习传播西方二百多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而新三十年的是智库治国，要靠一批独立思想家型的智库学者进行体制层面的前瞻性的研究和试点。为什么叫智库治国？前30年我们可以学苏联，后30年我们可以学西方，未来30年我们已无从可学，必须靠原创。而智库尤其是思想智库就必须在这个时代当中进行原创并完成启蒙，对这个时代的走向进行前瞻性的研判，同时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

王毅院长强调，随着中国改革由浅水区走向深水区，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如果说以前作为单向度的改革，政府只要靠抓住主要矛盾(如经济建设)改革就会成功;那么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已步入系统发展阶段，现在可能仅仅因为某个环节的缺失，就会导致改革与发展的整个系统的停滞与失败。这时，仅仅依靠某个领域的专家已经不足以解决当今中国的系统性问题，而只有集智慧于一体的智库才能全方面地解决各种系统性的、综合性的问题。这也正是党中央多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未来的三十年，智库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国崛起需要大国智库，近五百年的九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智库的影子。如兰德公司之于美国，野村证券之于日本。中国有望成为五百年来崛起的第十个世界性大国，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正在从器物层、制度层到文化层，所以智库之于我们是如此之重要。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同样，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之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与最坏共存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智库治国的大时代。

杨兆波先生肯定了王毅院长关于“智库治国”的观点，“这是个敬仰思想的时代，思想带来改变的力量。首都高校博士团汇聚了三千多名具备顶尖学术水平的智者，可谓是思想的“源”，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拓维智库这二十多年来的实践成果证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智慧的指导。我们要尊重智慧，肯定智慧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六、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智库时代的“智本论”

王毅院长说：“时代正在转型，过去是资本在引领着社会的发展，现在是智本在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由于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现在知识已经变得不再稀罕，稀有的是智慧。这个时代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廉价，而智慧则越来越被渴求。智慧经济时代已经呼之欲出，智慧经济是“正在发生的未来”，智慧经济是对智本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形态。智慧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它引导着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在知识泛滥而贬值的今天，我们需要通透的智慧来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给工具理性注入价值理性的内核。我们也需要智慧所体现的“主体性”，以实现对实践的敏锐观察与指导。很可惜的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和很多企业都不具有智慧型思维决策能力，由此陷入发展停滞的困境。智慧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它引导着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很可惜的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和很多企业都不具有智慧，由此陷入发展停滞的困境。作为国内率先研究智慧产业全产业链的拓维智库，由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可以向缺乏智本的个人和企业提供相应的理论性指导服务，帮助企业和个人解决发展难题，以此来获得一定的智力劳动报酬。这样一来，智本也能变成具有生产效益的商品。”

杨兆波先生说：“我们需要认清这个时代正在发生转型，学会掌握时代发展的相对真理。商品经济规律引领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智慧是指引道路前进的明灯。整个社会对智慧的需求都非常强烈，个人发展瓶颈期需要智慧的指点，企业发展困难期也需要智慧的指引，国家发展迷茫期更是离不开智慧的指导。智慧已经变成了热门‘产品’。”

七、中国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形塑

谈话最后的主题围绕“中国范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王毅院长提到了一个“大时代”概念，中国平均每隔三十年是一个大时代；每个大时代的社会运行规则等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前三十年，毫无疑问构成了一个宏大叙事的大历史观语境下的权威治国时代，他成就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专家治国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它的正资产同样非常丰厚，同样可以书写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我们在跟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创，包括我们的从特区、开发区到西部大开发等的点线面的渐进式改革发展经验。第三个大时代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自上任以来开始拨乱反正，这个拨乱反正今天还在进行中。这次拨乱反正，无论是反腐、军改和外交，还是一带一路、精准扶贫、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系列举措，导向了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第三个三十年必须是前面两个三十年的正反合，对两个三十年的体制的成果进行融合，对体制的弊端进行摒弃。换句话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终极“形塑”。中国的前两个30年的发展道路，表面上看来，在治理形式上虽然方向迥异，但终极指向上都是在寻求一条大国复兴的道路，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量的累积，走到了渐进式道路的“收口”阶段。“收口”阶段的基本表现就是定型，我们的道路、制度甚至是行为习惯都有趋于定型的内在要求。未来30年的发展牵扯到一个理想社会模型。未来30年，中国社会应该是“三重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和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与“五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同时也实现了“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这样的社会简称为“三和五治”社会。

杨兆波先生对王院长提到的“大时代”概念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王毅院长是真正掌握了时代密码的智者，是难得一见的智库领军人才。令人最敬佩的不仅仅是他身上的智慧，而是甘愿将智慧奉献给国家和社会的无私情怀。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党和政府及思想智库等多种力量的合力下完成终极‘形塑’。”

据悉，王毅院长于本日上午10点整还会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专家翟保国先生，双方就“智库引领打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示范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等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在相关领域达成了高度共识，决定共同推动相关区域示范试点项目。

（拓维智库实习生偌曼整理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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