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以来，二次城市化成为各省市规划的重点，不少地方提出要争做二次城市化的排头兵。
然而，现实中却面临疑惑。
“饱和”与“不足”并存
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GDP得以一跃为世界“老二”，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城市化是主战场。
1949~2021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0.64%几乎一路单边上扬，2021年达到64.72%。不过，从2012年到2019年，城市化率增幅相对平稳。
专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化经过前期高歌猛进后进入中高速平稳推进的后半段所致，吻合西方经典的城市化路径。
然而，无论从背后推手还是中国特殊国情的角度来看，都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注定无法走完西方经典路线。
如，京沪城市化率已趋于饱和(分别为87.5%和89.3%)，而广大三四线城市仍远落在后面。
鉴于巨大的离散度，在城市化过程中，“饱和”与“不足”并存。
二次城市化如何展开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2》预计，2035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峰值大概率出现在75%至80%。与此同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均超过80%，并趋于稳定。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因此，中国城镇化远未到后半段。
如果说一次城市化是将乡村变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则是将城市变成都市，中国将迎来更为猛烈的二次城市化浪潮。
基于发展纵深和城市发展状况，二次城市化不仅是上一轮城市化的版本升级(对以往城乡割裂的历史回摆)，更将从六大新维度铺展开来。
第一，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
北、上、广、深这四个人口千万级的超级特大型城市，其城市发展并未如舆论普遍认为的那样已经走到尽头，而是转战至外围式发展。
外围式发展反映了世界特大型城市的一般规律，当年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纷纷呈现企业、人口郊区化特征，“到中心城区几十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去”成为趋势，即为明证。
在当今互联网经济(互联网以光速将世界一网打尽，几可抹平一切时空差距)的推波助澜之下，由新经济、新科技、新能源“杂合以治”的新兴产业，为特大城市“二次崛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外围式发展将更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北京这些年来“摊大饼”式扩张，人口过度集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交易成本剧增，大大削弱了城市高效配置要素的能力。因此，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有其现实理由。
而上海仅6340.5平方公里，也容不下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
某种意义上，超级大城市这种收敛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已无法支撑其发展，势必向外围突破。
伦敦、巴黎、东京已走在了前面，尤其日本学习大伦敦规划的绿化带计划，在东京都外圈地域用绿化带将城市和人分隔开来，不允许兴建住宅，最终形成中心城区—绿化带—卫星城市的空间模式。
一定程度上，国内一线城市都将走上这条发展之路。
未来，“市中心体现特大城市的繁华，外围体现特大城市的实力”，将成为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的新特色。
特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除了自身获益，更能辐射带动整个周边城市的崛起。
第二，大城市核心功能釜底抽薪。
所谓大城市，在中国指的是二线城市及省会级城市，人口几百万人甚至近千万人。这些城市的核心功能将发生釜底抽薪式的重大变化，即从制造业重镇转变为体验经济的“肥田沃土”。
当然，这种颠覆并非自说自话、凭空而生，而是由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并与新经济时代城市核心功能异化密切相关。
省会级城市核心功能的颠覆与创新，意味着旧的经济模式被抛弃，新的经济形态应运而生。新旧切换之间，将实现增长替代。
第三，县级市区域联动。
中国约有2800个县、660个城市，几乎每个县城都面临“3+1”个变化。“3”是指三大交通网络：机场、高铁、高速公路，“+1”是指加上互联网。
这“3+1”个变量，将引领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大变局，市场经济马太效应显现，县级城市大洗牌及产业结构大调整将不可避免，有些城市会顺势崛起，有些则加速被虹吸、被边缘化。
在此过程中，县区经济将从各自为政的“孤岛”，在“3+1”驱动下进入“联动”时代，以基建、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城乡规划、环保“五个一体化”为抓手，统一大市场将倒逼僵化的行政壁垒分崩离析，从而促进政府与市场转型提速;地区间资源整合与产业分工协作等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区县联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四，成千上万个特色小镇成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未来农村经济增长点在特色小镇。
目前，全国有建制镇约1.8万个，成规模的乡镇约2万个，二次城市化要解决近4万个乡镇的经济发展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全国各省份特色小镇清单内保留了1600个左右特色小镇。每个镇行政区划一般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具有城市形态的核心镇域约2～3平方公里，基本实现需要3年投资50亿元。
而未来二三十年，4万个镇都将发生类似的重大变化，对GDP的支撑力度不可估量。
二次城市化中，特色小镇将成为城乡经济勾兑的枢纽。
被树为典型的特色小镇，没有一个是与城市经济毫无关联的，相反，越是成功的小镇，越是充分利用了城乡经济相融合的梯度红利与创新红利。
同时，老经济在上一轮城市化、工业化登峰造极的过程中已全面走向过剩，新经济需要新空间，新空间也乐于接纳环境友好的新经济，特色小镇自然成为新经济的制高点。
此外，特色小镇集产业、旅游、休闲、消费等诸多体验经济元素于一身，恰好是商业投资新的切入口。
第五，湾区经济大行其道。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约60公里的范围内，人口在2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2/3位于潮汐河口附近。
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而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几乎都集中在沿海湾区。
若以2010年GDP计算，将湾区视为国家，那么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在全球国家的经济排名分别为第9位、第14位和第23位。
中国的地缘处于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枢纽位置，注定陆地、海洋齐头并进，湾区作为大陆与海洋的接驳地，恰恰就成了海洋“补课”的绝佳载体。
因此，中国势必对外争取海洋空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对内发展海洋经济、着力建设湾区。
就湾区经济产生的时代机缘而言，前三轮世界湾区的诞生逻辑上看实体贸易，并追随世界工厂的转移，从美国到日本，如今再到中国，也自然合情合理。
粤港澳大湾区类似美国旧金山的湾区经济，粤港澳、杭州湾、渤海湾正加速推进，整个沿海地区迎来二次城市化新亮点。
第六，超级都市圈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增长极。
在发达国家，都市圈经济正成为一个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并且是一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增长极。
都市圈经济的出现，首先出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城市为核心，以圈域内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为次中心，进而辐射周边区域。
一定意义上，这是特大型城市外围式发展的进一步延伸。
摩根士丹利报告《中国城市化2.0：超级都市圈(群)》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有超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将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即珠三角)、长江中游及成渝五大超级都市圈(群)。
这五大超级都市圈(群)将贡献GDP增长的75%及城市人口增量的50%，未来，中国经济将由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这五大超级都市圈将构建起中国经济新增长极，成为二次城市化的先行地。(作者：王德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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