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离职被学校索赔51万专家:根源在院校资源不平衡

2020-05-07 14:58:23

原标题：博士因离职被学校索赔51万，专家：根源在院校间资源不平衡

这两天，山西一高校女博士因离职被学校索赔51万元的消息，引发热议。

忻州师范学院女教师贾某带薪读博，并在毕业后与学校签订《协议书》，回校继续教书。1年后，她因对工作环境不满提出辞职，但遭拒绝。

在劳动仲裁机构裁令学校终止与贾某劳动关系、为其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手续后，校方将贾某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51万元。

此事一出，争议不断。有人认为，贾某“忘恩负义”，违反契约精神;也有人表示，地方院校拿合同卡人，留不住真正的人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认为，上述事件真正折射的是地方高校人才难留的窘境，而根源在于院校之间的资源不平衡。

“几乎各种项目都落到比较好的学校，地方高校没有机会拿到这些项目。如果地方高校的教师想谋得个人发展，势必要离开。所以造成地方高校人才难留。”储朝晖表示。

争论焦点：赔偿51万还是8万？

贾某于2008年硕士毕业到忻州师范学院工作。2015~2018年读博期间，学校为其正常发放基本工资，其中一年为脱产学习。其间，学校给予其生活补贴共计5万元，并为其报销34612元的各类费用。

2018年博士毕业后，贾某与学校签订《协议书》，约定为校方服务满5年(2018年7月1日~2023年6月30日)后，方可提出调动要求。如提前调离，须将上述费用退还学校，并根据未满的服务年限，以每年5万元的标准缴纳补偿费。

2019年9月25日，贾某向校方提出辞职，遭到拒绝。

同年10月23日，贾某向忻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与学校解除劳动关系。

2020年3月25日，该仲裁委裁令忻州师院自裁决生效后30日内终止与贾某的劳动关系，并为其办理人事关系转移手续。

忻州师院不服这一裁决，于4月8日将贾某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学校“不为被告办理劳动人事关系转移手续”，并要求贾某赔偿各项费用共计51.0504万元。

但贾某认为，她只需赔偿学校为其读博期间支付的8万元费用。

争议由此而来。

对此，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孙玉荣认为，忻州师院与贾某签订的《协议书》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存在冲突，即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孙玉荣表示，至于违约金的计算还需要看合同约定，“如果合同的约定有明显不合理部分或者与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有冲突的地方，可以排除之”。

“不满工作环境”VS“把博士当作宝贝”

据报道，贾某之所以在读完博士后提出离职，是因为学校存在区别对待，并且她所申请的已经立项的校级课题无故被取消，而学校并未给出任何解释。“我不愿意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继续待下去。”

另一方面，校方在接受媒体时表示，“我们求贤若渴，态度冷淡是绝不可能的。忻州师范学院一直把博士当作宝贝、心头肉，想尽方法引进博士。”

其实，这样的冲突在国内“四非”高校并不罕见。

例如，2006年，与安徽某大学签订委托培养博士合同的裴某，未按约在博士毕业后回校任教5年，结果被该大学告到法院。法院最终判决裴某违约，偿付安徽某大学违约金、工资、培养费、住宿费等合计10.34万余元。

科学网博主张忆文也在博文中表示，发生在贾某身上的事情绝非个例，自己有几个朋友也在离职过程中与学校闹不愉快，当然最终也是以赔偿学校收场。

80%资金给20%高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储朝晖表示，地方院校出资委培教师，动机在于政府对地方高校的管理和评价。“如果地方高校要增加学位点，就必须保证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

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储朝晖认为，这些事件折射了地方高校人才难留的窘境，而造成这种“窘境”的根源在于不同院校之间的资源不平衡。

“几乎各种项目都落到比较好的学校，地方高校没有机会拿到这些项目。如果地方高校的教师想要谋得个人发展，势必要离开。所以造成地方高校人才难留。”储朝晖表示。

以2019年为例，当年国家专项资金下拨给全国3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地方高校，总经费累计为73.47亿元。这70多亿资金的分母，是2000余所地方高校。

同样在2019年，在全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布的2019年财务预算中，清华大学以297.21亿元的预算遥遥领先，同时共有8所高校预算超过百亿元。

1所学校超200亿元的科研预算，与2000多所学校分摊70多亿的资金，数字对比高低立下。

“目前我国高校获得资金支持符合‘二八定律’，即20%的资金支持80%的高校，80%的资金下拨给20%的高校。资金支持的倾斜造成了马太效应。”储朝晖认为，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因此，对于当下热议的贾某事件，储朝晖一再强调，不能仅将目光对焦个人，这是个系统问题。

“教师这样做会让人有误解，将不顾委培合同离开的责任归结到个人。实际上，这与国家对高校的政策密不可分。所以将整体系统问题归结为教师身上是不全面的。”储朝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