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哈萨克斯坦液化石油气提价猝然引爆全国性大动乱,再次向世人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因为这场动乱背后是该国多年以来通货膨胀率较高。西方中央银行多年默认的货币政策调整线为年通货膨胀率2%,但即使在相对较好的年景,哈萨克斯坦通货膨胀率也通常为上述调整线的3倍左右。2013~2020年,哈萨克斯坦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依次为5.8%、6.7%、6.7%、14.6%、7.4%、6.0%、5.2%、6.8%,2021年预计为7.5%。
把眼光转向扼欧亚交汇枢纽之地的土耳其,这个曾经颇被看好的国家,其股汇债市“三杀”同样惊心动魄。
去年12月28日,土耳其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将向前央行行长、经济学家、记者等20多人提出刑事诉讼,他们的罪名是“操纵”汇率,导致土耳其货币危机。
2021年12月29日,土耳其央行公布2022年货币和汇率政策,称将维持5%的通胀目标和浮动汇率制度不变。
我们见证了土耳其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2021年11月份通货膨胀率高达21.31%;我们经历了土耳其一年之内数度遭遇的股汇债市“三杀”,里拉对美元汇率在去年10~12月短短两个月内一度腰斩,3个月波动率达到1999年10月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通货膨胀失控、货币汇率和国际收支危机交织相互促进的重压之下,从2017年人均GDP攀上9647美元的高峰,到2021年预计滑落至5000美元上下,与高峰相比近乎腰斩,短短四五年内,土耳其就向世人提供了一个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不仅土耳其,在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汹涌而起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大潮之中,从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到准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一批曾经广被看好的国家在通货膨胀、货币汇率和国际收支危机交织的恶性循环中挣扎求生:
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缩写为“BRICs”)中,巴西CPI同比涨幅2021年7月份突破9.0%,9月份突破10.0%达到10.3%;南非CPI同比涨幅去年9月份突破8.0%。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缩写为“Vista”)中,阿根廷过去12个月通货膨胀率高达52%,阿根廷经济部新提出的2022年通货膨胀目标也仍高达33%……高企的通货膨胀压力将一个又一个曾经备受看好的新兴市场推向宏观经济政策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货币金融危机接二连三爆发。除最富有戏剧性、世人最为瞩目的土耳其股汇债市“三杀”之外,巴西雷亚尔等多种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年内腰斩。在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由此而来的危机压力下,我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新兴市场发展梦碎的声音,而这些国家对此几乎束手无策。
不仅发展中国家,就是美欧发达国家,2021年的通货膨胀指标也几乎全面显著超过西方中央银行多年默认的货币政策调整线——通货膨胀率2%,屡屡刷新十年、数十年历史纪录。
美国CPI同比涨幅在2017~2020年间一直徘徊在1.2%~2.4%的区间,2021年11月份已达6.8%,为1982年6月以来39年最高水平;12月份进一步上涨至7%。
欧元区CPI同比涨幅在2017~2020年间徘徊在0.3%~1.8%的区间,2021年11月份已达4.9%;其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高达21.9%,更预示着欧元区未来一段时间里CPI持续上涨的压力不可低估。到12月,欧元区未经季调CPI同比涨幅进一步上升至5%,超过市场预期,为1991年以来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6%,仍是12月总体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但食品、服务和进口商品价格涨幅也远高于欧洲央行2%的总体通胀目标。
英国区CPI同比涨幅在2017~2020年间徘徊在0.9%~2.6%的区间,2021年11月份已达5.1%,为2011年9月以来十年最高;去年12月份进一步上升至5.4%,为1992年3月份以来近30年最高水平。
加拿大CPI去年11月份同比涨幅已达4.7%,12月份进一步上升至4.8%,环比上涨4.7%,年通胀率达到1991年以来新高。至此,加拿大CPI已经连续9个月超出加拿大央行制定的1%~3%目标区间,自从加拿大央行确定2%的通胀目标“舒适区间”中点以来,该国从未出现过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连续高通胀。
即使是中国这样的经济优等生,通货膨胀压力远远不如其他国家那么显著,外部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不可避免地通过PPI逐步传递到CPI。就全年而言,2021年中国CPI同比上涨0.9%,PPI同比上涨11.0%,与主要西方国家相比堪称优秀,但CPI同比涨幅上升的趋势仍然令人警惕。2021年9月份,CPI同比涨幅尚且停留在0.7%,到11月就已经上升至2.3%;11月份PPI同比涨幅更高达12.9%。12月份CPI、PPI同比涨幅虽然分别回落至1.5%和10.3%,但潜在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岁末年初国家开始加快步伐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以求稳增长,其潜在副作用之一就是可能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应对通货膨胀是一项长期挑战
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主要经济体PPI全面明显高于CPI,预计通货膨胀压力在2022年内多半还将继续保留一段时间。尽管美联储转向收紧货币政策已在国际金融市场甚嚣尘上,这一变局倘若发生并延续足够时间,有望从几个方面降低我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美联储等西方主要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将抑制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上涨,甚至可能导致其下行、崩盘,从而有助于抑制我国这个世界最大初级产品消费国和进口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美联储等西方主要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上过度泛滥的流动性减少,溢出流入中国的游资和由其造成的过剩流动性、通胀压力会相应下行。
但由于一系列原因,通货膨胀压力不可能就此在2022年的世界烟消云散,国内外众多市场参与者对世界经济重蹈上世纪70年代西方“滞胀”覆辙的担忧无法就此消亡。
美联储等主要西方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将引发的初级产品行情总体下行、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很可能在一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中国家引爆经济与货币金融危机。在本币汇率雪崩式贬值的情况下,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在这些国家引发的不是通货膨胀压力减轻,而是进口品以本币计价暴涨、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压力。
2022年美国经济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又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在美国国内政治对抗极端化、中央银行独立性又在近年里遭到严重侵蚀的情况下,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操作能够延续多长时间,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2022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从收紧到放松的急转弯,并非不可想象。
我国国内为稳增长而连续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抑通胀”效果,甚至可能有余。
在主要初级产品中,由于强推减碳导致2021年全球主要能源企业普遍投资不足,新增产能供给乏力,哈萨克斯坦新年暴乱又可能导致众多国家暂停削减能源价格补贴,从而导致能源浪费居高不下,外加汤加火山喷发可能导致今年全球降温、增加能源消费需求,能源价格2022年有较高概率居高不下,甚至出现逆势上涨。
有鉴于此,抑制通胀仍然是2022年全球经济的重要主题。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看,通货膨胀是上千年来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摆脱的痼疾,货币本位从贵金属本位转为信用货币,所谓“现代货币理论”风行西方,意味着国际市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居高不下。对于中国而言,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种种出乎意料或意料之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还会给国内市场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对此必须保持冷静清醒的认识;应对潜在和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挑战。
电商发展抑制通货膨胀的机制
抑制通货膨胀压力,计将安出?
从根源本质上看,通货膨胀本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因此,管好财政货币政策的“龙头”,对控制通货膨胀最为关键。除此之外,更加积极、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正面效果更强的途径是将抑制通胀与促进创新结合起来,通过技术与组织进步、新产品、新业态发展,在生产、流通等各环节提高效率,减少耗损和浪费,同样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电子商务正是这样一件工具,而且已经初步显示出这方面的潜力。中国近年之所以常常出现PPI高于美国而CPI低于美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便是电子商务发展的结果。
分析中国与美国PPI、CPI之间差值,根据表1数据计算如表2所示。结合表1、2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年份,中国PPI高于美国而CPI低于美国,导致中国PPI减去CPI的差值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年份里明显大于美国同一指标,这表明中国流通环节效率较高、成本较低,PPI较高的压力很大一部分被化解在流通环节,没有全部传导至终端消费者身上。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中国电商发达。
理论上,通过以下机制,电商有助于提高流通环节效率,降低成本,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压力:
一是通过减少流通环节,甚至实现工厂至消费者、田间至消费者的直达(M2C直供模式),电商可以减少流通环节成本,以及过多流通环节所造成的损耗;
二是通过在相对偏僻地址的仓储等设施,与必须选择闹市而承受昂贵房租地价的实体店相比,电子商务能够节省大笔最终必须分摊到商品售价上的房租地价成本;
三是通过越来越多大型电商平台提供的产地仓等服务,供应商可以共享仓储、整理拣选等服务,从而节省相关成本支出;
四是通过减少实体店中店员等候客户的无效时间和成本耗费,电商客服和快递员工作通常比实体店店员更饱满,劳动生产率更高。
上述机制要能对通货膨胀等产生可感受的宏观经济效应,前提是电商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已经占到了足够大的份额;从现实来看,中国电子商务规模应该已经跨越了足以产生可感受宏观经济效应的门槛。
纵览本世纪前20年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电子商务当数最大成就之一,在不太长时间里,电子商务就从一个外部输入的概念成长为我国经济、产业重要“增长极”之一,也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产业,且有望成为吸引外部市场与我国接轨,从而对外输出中国标准和中国规则的平台。近两年我国在电商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反垄断等整顿措施以求规范市场秩序,从实践情况来看,这些整顿措施总体上并未挫伤互联网产业的活力与发展动能,新上线大型电商平台仍然实现了在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高速成长,网上销售规模总体仍然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
从电商业态创新演化来看,在一般性的零售电商平台已经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之后,专门的M2C直供电商平台开始涌现并实现了快速发展。而其他条件相同,专门的M2C直供电商平台压缩成本的效果更高于一般性电商平台。
从网上销售总体规模来看,我国消费增长领先全球大国,网上销售增长又领先国内销售,这一趋势已经连续多年,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继续保持相当一段时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从2015年起开始纳入网上零售统计数据,2015~2021年间的数据发展充分显示了这一趋势:
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6587.8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网上零售额38773.2亿元,相当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GDP(685571.2亿元)的5.6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5%,同比增长33.3%。
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440823亿元,同比增长12.5%;其中网上零售额130884亿元,相当于当年名义GDP(初步核算值1143670亿元)的11.4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7%,同比增长14.1%。
综上所述,近两三年电商零售额已占GDP的11%左右,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0%左右,这样的规模已经足以对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可观察到的影响。对于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在调控宏观经济时,除了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外,我们还需要着眼于创新,对IT等新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稳妥发掘运用新技术、新产业改善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潜力;从直供电商到预制菜,业态和产品的创新已经开始展现其应对、对冲通货膨胀影响的潜力。2003年的非典疫情冲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生电商产业的发展,以至于今日之中国早已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电商大国;今天,只要我们应对得当,新冠疫情冲击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经济产业“创造性破坏”提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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